施工的项目破产了，结伴来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务工的农民工没活干了。更让他们闹心的是，工资还没结清，受雇的劳务公司也破产了，王大伟等74名农民工感觉像“天塌了”一样。

　　起诉，证据不足无法立案；上访，也面临着重重困难。没日没夜汗湿衣襟挣来的辛苦钱，难道真的要“泡汤”了？

商贸巨舰折戟

农民工讨薪无门

　　常德市鼎城区桃花源路两旁，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派现代化新城的繁荣景象。然而，在桃花源路和永安路的交会处，预计总投资50亿元、占地约1400亩的汇江南国际商贸城项目（下称“国际商贸城项目”），却被冰冷的蓝色铁墙封住，搭建的基础框架从2016年荒废至今。

　　2017年11月28日，由于汇江南公司经营管理不善导致资金链断裂，进入了破产重整程序，曾号称要打造成常德市商贸流通大本营的国际商贸城项目，成了名副其实的“烂尾楼”。

　　一直到2020年7月，汇江南公司整体资产在网络拍卖平台上成功竞拍，使国际商贸城项目得以重启。然而，从2016年起，该项目工地上的9个施工小组共计74名农民工，却因汇江南公司破产而无法拿到工钱。

　　这些农民工并不与汇江南公司发生直接关系，但与国际商贸城项目的项下劳务分包单位——湖南大丰建筑劳务公司（下称“大丰公司”）有直接的合约关系，而此时的大丰公司也因经营不善濒临破产，欠债达上千万元，涉及债权人众多。大丰公司进入破产重组程序时，公司近900万元的债权只能受偿400万元左右。

　　为防止大丰公司恶意转移财产，受偿款项在进入法定程序后，被汇入了鼎城区法院账户统一分配。

　　被司法机关冻结的账户上明明有400万元余额，74名农民工追讨多年的工钱却一直没能发放。为何会造成有钱不能支付的结果？农民工提供的证据不足，是最主要的原因。

　　“钱少债多，分配财产更要谨慎，以免引发新的矛盾。那些班组长只是拿着一张结算单来法院起诉，如果结算单上存在虚报农民工工资的行为，怎么办？”鼎城区法院相关负责人也感到很无奈。

找到案件关键点

用“笨办法”取证

　　由于迟迟没有拿到工资，农民工开始四处上访。

　　2021年11月，农民工们向鼎城区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受理此案后，该院办案检察官向农民工代表详细询问了案件细节和证据留存情况，立即调阅相关卷宗，并与承办法官充分沟通了案情。

　　“一是要证实班组长提供的农民工名单的真实性，二是要证实农民工工资的真实性。”找到案件的关键点后，办案检察官制定了详细的协助农民工取证方案，开始全面展开调查工作。

　　然而，这项工作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

　　首先，必须找到大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谢华云。得知谢华云人在长沙后，检察官直奔他所在的小区，可谢华云一直不接电话。在小区苦等了两个小时后，检察官终于见到了谢华云，并要求他提供当时的工资发放明细和工程量验收材料。谁知，谢华云一上来就给检察官泼了一盆冷水。“公司亏了不少钱，我天天被债主催债，办公室的东西被人翻的翻、拿的拿，你们要的东西早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事已至此，除了一些零碎的收据和验收单，大丰公司已经找不到完整的工资单。看来，取证的重点，只能放在各班组长和农民工身上了。

　　通常来说，建筑工地上的班组长其实就是工地上常见的“包工头”。他们负责跟劳务公司签订合同，为工地招募工人，也负责给工人们发放工资。74名农民工大多来自周边市区，或是邻里结伴，或是家族亲戚。他们只对班组长负责，班组长再对大丰公司负责，所以他们并没有规范的合同和工资表，有的保留了一些收据，更多的只是口头约定。

　　为了夯实证据，检察官选择了“最笨”的方法——与农民工们逐一取得电话联系，通过询问其做工时间、工资发放情况、做工同事等细节，核实班组长提供的名单的真实性和工资的真实性。但这些农民工白天基本是在工地上做工，很少能接电话，有的接到电话后又因语言障碍，沟通并不顺畅；有的甚至还误以为是诈骗电话，直接挂断。调查核实工作开展得异常艰难，但检察官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最终，他们联系到了全部案涉农民工，并做了详细的询问笔录，累积的证据材料有半米多高。

　　在验证每一个人的身份时，检察官通常要请他指认出至少两个共事的同事，同时，也保证至少有两名农民工确认与被验证者曾在一起共事，并请他们提供劳务合同、工资转账记录及收据等。

　　当检察官向C4栋木工组班组长李小明取证时，发现他的儿子也在农民工名单中。可身份证号显示，案涉工程施工期间，李小明的儿子还未成年。当检察官对李小明是否利用儿子的身份证“套用”工资提出疑问时，李小明立即提供了当时儿子做工的工作照，并连线正在做工的儿子当场发来工作照，这才证实了李小明儿子的农民工身份。

　　检察官对C5栋泥工组班组长王大伟的女儿和儿子的农民工身份也提出疑问，怀疑王大伟利用家人的身份证“套取”工资。随后，通过各种人证、物证，也证实了王大伟常年带着儿子和女儿四处做工的事实。

　　“我确实对不起儿女们，一家人跟着我干了十多年，到现在搞得负债累累，四面楚歌。”王大伟说，每次他都是把别人的工钱先付了，最后自己一家人的钱就在老板手上要不回来。

　　在调查取证期间，王大伟的妻子不幸意外重伤，全身多处骨折，肺部肝脏挫伤移位，需要多次手术治疗。面对后续巨额的治疗费用，王大伟在朋友圈发起了众筹。得知此事后，办案检察官还自掏腰包为王大伟的妻子捐款，帮助她及时得到救治。

　　根据现有法律规定，该案中虽然大丰公司和农民工班组长已失去了确凿的合同和工资证据，但是他们双方都认定的结算单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用尽所有办法，办案检察官未发现班组长提供的结算单存在虚增农民工工资的行为。

支持农民工起诉

207万元欠薪发放到位

　　证据到位后，帮助讨薪多年的农民工尽快拿回工资，已是迫在眉睫。

　　2022年4月14日，鼎城区法院、鼎城区检察院召开协调会，就在案证据和案件事实进行了充分沟通。同年5月20日，鼎城区委政法委组织召开协调会。会上，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司法局、劳动监察大队主要负责人共同对此案进行了深入研讨。

　　2022年6月13日，鼎城区检察院帮助和指导74名农民工对共计207万元工资款予以确认，并向区法院发出支持起诉意见书。

　　今年3月28日，法院依法将被冻结的400万元中的207万元，作为74名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划拨至劳动监察大队账户后，以每人每户的方式发放到位。至此，这场从2016年开始的“讨薪马拉松”终于落下帷幕。

　　“农民工远离家乡，为城市现代化建设出力流汗，却常常因处于弱势地位，连血汗钱都拿不到。对于农民工来说，一份工资，意味着一份生活保障，甚至是一个家庭的希望，维护农民工工资报酬权益是重大的民生问题。”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鼎城区蔡家岗镇中学教师麻小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检察官在办理案件中排除艰难险阻，攻克取证难题，通过支持起诉、跟进监督的方式，成功帮助74名农民工讨回207万元工资，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用心用情用力践行为民初心、筑牢民生底线的责任担当和能动履职。同时，也希望全社会更加主动关心、政府更加积极作为、司法更加有力托底，带着感情为农民工依法讨薪，真正让广大农民工劳有所得、不再“忧薪”。

　　（文中公司名、人名等均为化名）